对如何治理公务接待顽症，时下有两种思路颇为时髦趟俏，一是制定标准;二是对外公开。事实上，早于1998年财政部就印发了《行政事业单位业务招待费列支管理规定》，对业务招待费的范围标准管理等方面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2006年，中办、国厅又印发了《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再次明确了公务接待标准与纪律。然而，标准有人执行有用吗?其实，“38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尴尬早就警示人们，标准也好公开亦罢，都属“中看不中用”的扬汤止沸，虽观赏价值有余，希究竟实际治疗效不足。

自从中央提出“八项规定”和发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号召以来，公款大吃大喝，奢侈浪费现象得到极大改变，但在一些地方仍然阳奉阴违，有的还将公款吃喝“阵地”悄然转向更具隐蔽性的私人会所。

公务接待问题之所以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款吃喝在当前已经成为国内行政文化中的一部分，面对这种根深蒂固的行政文化，想靠几个文件就把它清除掉几乎无有可能。在我看，当下因应治理公务接待顽症，鉴于其性涉以权谋私腐败的极端严重性和动摇政党执政基础的极端危险性，与其再沿袭“祖宗思维”，迷信文件禁令和“运动式”老皇历，回到“公鸡求爱，兜圈子”的宿命怪圈，毋宁痛定思痛下大决心祭出釜底抽薪的毒招。不外乎两招：一是严格公共财政预算、取消预算外资金、规范公共财政使用，从资金上直接限制公务接待，最终取消公务接待，给大吃大喝“断炊”，比如印度财政预算中根本就无“招待费”项目，自然就不存在“公款吃喝”。二是立法治理滥吃滥喝，以精细化管理审查公务接待，辅以政务公开、舆论监督，让公众参与进来，将超标公务接待或接待弄虚作假行为列入刑法治罪，将几天没有饭局就“馋酒”者绳之以法，进而让亦步亦趋后来居上者长记性不敢越雷池一步。(文/党居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