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刚刚结束，个性官员仇和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政坛演出。从沭阳县起步，仇和的名字与“改革”密不可分。吏治整顿、城建拆迁和环境治理等措施，让他迅速赢得政声人望，但举报和批判亦一路同行。一名昆明官员这样形容仇和的风格，“像驾驶着一辆巨大的城市坦克，一路碾过。”他说，“仇式”风格疾风骤雨式的改革，曾为城市带来过新鲜面貌。但“碾压”式的执政方法，也留下了寻租空间，仇和的“人治”色彩愈发浓烈。(3月30日，《新京报》)

　　随着仇和被调查，所谓“仇氏改革”也终归于破产。如今回头来看所谓“仇和新政”“仇氏改革”，我们可以掠去表层的夸饰喧嚣，审视一个并不合格的治理者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在江苏、云南，仇氏治理精神一脉相承。强制全民招商引资背后的“政绩冲动症”，违反法律法规的城市建设出现诸多“猫腻”。

　　在长官意志的强硬插手下，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成为一纸具文。在他身后，官员的科学发展理念如何树立、实施?政绩考核体系如何设计更科学?政商关系“新生态”该如何塑造?权力制衡监督机制如何设计才更有效?民众又该如何走出对“个性”官员的盲目迷思?

　　争议起时，仇和曾言，自己的目标是“以人治推动法治”。学者石鹏飞对此曾有期待，提出“仇和新政”的完美结果应是“培养出成熟的反对派”，然而，未及“推动法治”，仇和已因“人治”落马。

　　仇和的改革是一场官本位改革。以官员个人的魅力和能力来大幅度推进经济社会发展。采取相对激烈的手段来解决社会转型期的问题。改革的呼声依旧高涨，热情依旧高涨，这是人治向法治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之痛，在人治之功能还不能全面消亡的时候又必须引入法治所带来的不可回避的难题。

　　社会转型期间的中国没有一点铁腕似的改革先锋，改革如何破冰而行?而铁腕式的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手段行为必然要触犯到法治，这其中的矛盾如何协调?按照理想化法治的观点，任何恶的手段都不可能达到善的结果，那么仇和新政是否也会一如既往的最后导向恶呢?可以确定的是，肯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