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召开党员领导干部大会，对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再部署。住建部党组书记、部长陈政高提出，要理清部机关与部直属单位、部管社团之间的关系，坚决杜绝借机关简政放权搞“红顶中介”，坚决杜绝擅自设定评比表彰，坚决杜绝未经批准擅自收费，坚决杜绝变换方式手段继续实施已下放或取消的行政许可。(4月13日，人民网)

　　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大，无论是大老虎还是小硕鼠都一一被惩治。然而，在一个个腐败案件审理判决之中，笔者发现向官员行贿的企业或个人却鲜有重罚，甚至会豁免责罚。就如间接“推到”刘铁男的富商宋作文，非但“毫发未损”，反而仍然“春风得意”。

　　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贪腐官员固然可恶，但若没有“前仆后继”行贿者的物质诱惑，官员也不会如此轻易被“推到”。行贿与受贿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是相生相连的。法院判处姚劲松受贿罪，是因其收受了周某的50万元“感谢费”。显然，姚劲松是这笔贿赂的客体，相对应地，周某则是这一贿赂的主体，行贿的犯罪事实已经形成，不能因其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豁免。

　　行贿泛滥，其来有自。一方面，因受贿者收取巨额利益，社会大众更倾向于关注与抨击“拿钱”的官员，反而忽视了“给钱”商人的行贿执行;另一方面，在贿赂案件的侦查中，检方与警方为取得受贿证据，对一些转为污点证人的行贿者放弃追查，将办案重点放在查处受贿上，导致对行贿行为起不到震慑作用。

　　这说明对于行贿行为，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上缺乏规范。若不对行贿行为的定罪与惩处进行细化，必然会姑息行贿者，甚至给商人以“行贿不犯法”的错觉。以致今后商人遇到“麻烦事”，就拿财物去诱惑官员，反正不管收不收，有“麻烦”的是官员，自己不会有事。如此“高盈利低风险”的行贿活动，定会污染“为官”氛围，让腐败更加“疯狂”。

　　反腐倡廉、遏制腐败“疯狂”，增加行贿行为的风险是顺理成章的药方。一方面，完善立法，让行贿罪有法可依，同时加大对行贿者的查处力度，在增加行贿行为的风险;另一方面，尝试建立行贿档案，对于曾经向官员行贿的企业，在一切政府招标等相关招商活动中，一律将其屏蔽，降低其盈利空间。让行贿者“不敢送、不想送、也送不了”。